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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见证了那个“科学的春天”
2018-06-06 09:40:00  来源:新华日报  作者:孙庆 王拓 王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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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江苏网讯 40年前,也是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日子,一场盛会开启了中国“科学的春天”。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开幕式上,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要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沿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条思路发展,到了1981年,党中央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发展方针。从此,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1978年那次大会的很多细节或许会随着时间变得模糊,但被重新燃起的科学精神却始终有着穿透时代、震荡人心的力量。今天取得的科学成就,很大程度上源于那场科学大会。

  过去五年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成果丰硕。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11%,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位。科技进步贡献率由52.2%提高到57.5%。在重大创新成果方面,中国载人航天、深海探测、量子通信、大飞机制造等近年都有标志性突破。

  4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记住这场科学大会。一批曾亲身参与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老科技工作者,共同回忆那场影响深远的全国科学大会,畅谈中国科技发展未来。40年前,我们从“科学的春天”走来,创新的种子开花结果;40年后的今天,科技创新必将迈入“万紫千红又一春”。

 

  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三句话

 

  俞敬忠

  1978年3月10日,40岁的泗阳县棉花原种场农技员俞敬忠接到通知,“准备到北京开会”。

  虽然过去了40年,但俞敬忠对科学大会上小平同志的话记忆深刻。

  第一句话,“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第二句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第三句话,“愿意当科技工作者的后勤部长。”

  “定位、定性、服务!”俞敬忠感慨道,“这40年我参加过很多会,但这三句话记了一辈子!” “我是搞业务出身的,我知道这不仅是科学的春天,也是民族的春天,国家的春天。”

  1961年俞敬忠从南京农学院毕业。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分到了苏北的泗阳。一辈子没改掉浙江口音的他刚到泗阳时最怕在办公室接电话,因为双方都听不懂,他一天到晚都泡在田里。原种场是靠好种子吃饭的,职工和农民都喜欢这个一心要搞出良种的年轻人。

  育种是优中选优、沙里淘金的事情,在基层有的是土地和劳动力,动辄几十亩上百亩的选种库比科研单位的那点试验田要大得多。虽然毕业时间不长,但俞敬忠业务上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在大单位,上面有导师,由不得你。有个大学同学去泗阳看俞敬忠的实验有点咋舌,“你是不是胆子太大了,有点瞎搞啊。”

  埋头干,拼命干,大胆干。就这样,俞敬忠研究的泗棉一号等成果逐渐打出了名气,农业部还在泗阳办过学习班,俞敬忠现场授课,新疆还把俞敬忠的讲义翻译成维文进行推广。

  俞敬忠感慨说,人的一生是无数个偶然组成的,“我幸运地拥有天时地利人和,能够心无旁骛搞科研。正因为在育种上一心一意搞研究,多少出了点成果,才会参加科学大会。”

  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俞敬忠又重拾起科研,对于现在的科研他有很多想法——

  领导重视、社会氛围好多了,投入也越来越多,但总觉得还有点欠缺。

  “规矩可能太多了一点”,使人放不开手脚、自由度是不是少了一点?

  报个课题多难,要花多少力气在申请课题要经费上,终极目的就是发表文章、评奖?很多力气花在表面文章上,“实干少了一点。坚持初心少了一点。”

  但展望未来,俞敬忠还是很乐观,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人大上说的“三个第一”让俞敬忠感受很深。“如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还要做艰苦的努力。40年的变化任何人都想象不到,中国人多,中国人聪明能干,市场这么大,一步一个脚印,肯定行!”

  (受访者时任泗阳县棉花原种场农技员)

 

  搞科研什么时候都不能停

 

  刘 林

  “当时,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终于可以无忧无虑地做喜欢的科研工作了!”年已耄耋的刘林回忆起四十年前那场盛会,印象最深的就是自己当时如释重负的欣喜之情。

  “刘林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啦!”1978年春天,这条消息像长上了翅膀般传遍了南大。当时还是南大天文系青年教师的刘林,因为在人造地球卫星轨道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而作为先进个人参加这次大会。

  1959年从南大天文系毕业后,刘林留校从事天体力学和人造地球卫星运动理论的教研工作。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号,这对刘林来说是个不小的激励。“当时我还在溧阳农场劳动,要进行理论研究,客观条件其实不具备。”他把在“文革”前积累的研究资料偷着带到农场进行整理,“科学研究工作什么时候都是不能停顿的。”

  1971年底,回到学校的刘林负责教改调研,这为他从事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我在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相继受过天文、数学、力学三个学科的训练,深厚的知识储备,让我顺利转入航天领域。”刘林说。他翻阅了大量外国文献资料,先后两次走出校门调研。每天工作十一二个小时,几乎终年无休。

  刘林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拟平均根数法,既达到一定的精度,又能普遍适用于不同类型的轨道,并将相应的卫星定轨和预报方法提供给有关航天部门正式采用,深受应用单位的欢迎,并获得全国科学大会的奖励。

  1986年起,他担任了南大天文系系主任。“天文学科是基础学科,要耐得住寂寞,甚至甘为人梯。”五十年来,刘林丝毫没有放松科研工作,他先后发表有关动力天文和航天器轨道力学方面的学术论文250多篇,正式出版专著和教材10本,译著一本,为国家培养了大批轨道力学领域的专业人才,遍及全国多个航天部门。他建立了有自己特色的完整的卫星轨道理论和应用算法,这些研究成果几乎在全国所有涉及航天器轨道的研究和工程单位都得到了成功应用,很多开创性成果与我国航天工程紧密相连,在各类卫星轨道设计、地面测控和星上自主预报,以及神舟飞船、探月工程等重大航天任务中,做出重要贡献。

  2016年,国际天文联合会国际小行星中心发布公报,以刘林之名命名261936号小行星为“刘林星”。“我要把我五十多年在航天领域的工作做一个总结和推进,让更多人了解和引用。”已经82岁的刘林,器宇轩昂、精神矍铄,曾是南大足球队、田径队队员的他,现在依然能够打满一个多小时的篮球而不觉得累。“有这样的精力我当然要继续做下去,为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受访者系南京大学天文系原系主任)

 

  要激发青年人的科研热情

 

  姜亚光

  “四十年前的全国科学大会,真正激发出了我们青年科研人员的热情。”聊起那个春天,已经83岁高龄的姜亚光满脸幸福,仿佛就在昨天。

  1956年,姜亚光在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前身)毕业留校,两年后,她在上海参加一场国际展览会,被民主德国先进的光学仪器所吸引。“德国人很骄傲,他们打出大幅标语是‘德国人制造的光学仪器是世界上最好的’。”姜亚光内心就暗暗下了决心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恰好,姜亚光在学校物理系实验室里发现了一块奇怪的镜子,放出五颜六色的光彩,其实是来自美国的一块刻划光栅。“这是一位留美教授从美国偷偷带回国的一块残次品。”姜亚光说,她当时就对光栅美妙的色彩着迷了,就琢磨着自己研究做光学元件。

  “文化大革命”中姜亚光被下放到苏州郊区的农场。同在一个农场下放的刘烈人老校长经常和她说,出去以后一定要继续搞科研,科研才是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老校长的叮嘱,我一直记在心中。回到学校一开始只能在实验室打扫卫生,我就申请到光学实验室去。”

  在实验室里,姜亚光开始了全息光学元件的研究。“当时国外进口的光栅,一块就要250美金。”姜亚光说,当时真的是“一穷二白”,理论指导就是一本书——美国人写的《激光全息原理》,实践就是反复试验、比较和研究,最后终于成功研制出了全息光栅,“只卖10元钱,远远低于进口价格。”

  “到1978年参加全国科学大会,我已经在全息光学元件领域进行了五六年的研究。”在“科学的春天”来临之前,姜亚光已经嗅到了一些悄然的变化,1975年她参加全国全息光栅交流会,作为地方高校的科研工作者被推选为小组长,“这在以前难以想象,也表明我的成果得到了大家认可。北京归来,省里也相应地进行了表彰。但大家并没有把这些荣誉放在心上,都继续埋头进行科研工作。”

  1980年,姜亚光赴美国交流。“当时是一位教授用基金的钱私人雇佣我去美国交流。”姜亚光说,没想到这位教授要让她制作全息光栅或者传授他相关的技术,“这项技术不能够就这么落到外国人的手里。”无奈之下,姜亚光只能离开孤身一人申请去了另一所美国高校的实验室,“这让我深刻地感受到,祖国的强大是科研的保障。三年后我毅然选择回国继续相关研究。”

  几十年的科研历程里,姜亚光制造了多种平面光栅、凹面光栅及与之相配的光学仪器,开拓了光学元件、去模糊、假彩色等3个研究方向,创造了假彩色显示仪。“今年,我最后一位学生也要退休了。”姜亚光说,科研的接力棒要一代代传承下去,相信学生的学生们,在美妙的光学世界里,会探索出更多的奥秘。

  (受访者系苏州大学激光研究室原主任)

 

  创新是科研的灵魂

 

  胡宁生

  86岁的胡宁生,给记者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旺盛的精力和过人的记忆力。40年前的科学大会他记忆犹新。

  1935年进口的德国望远镜曾是紫金山天文台的镇台之宝,外宾抵宁必来参观,等到1965年胡宁生牵头研制的施密特望远镜成功后,它就“失宠”了。

  1972年,光电等高仪的研制成功,这是胡宁生科研生涯的又一个高峰。这两项重大成果让胡宁生在选拔全国科学大会代表时脱颖而出。

  科学大会之后很多事在变化——

  1979年紫台邀请了美国同行来访,对方回国后向胡宁生发出邀请。要知道胡宁生的父亲曾经在汪伪政府高层任职,出身不好的他能出国交流?这次因为时间紧、手续来不及办未能成行。但1982年维也纳光学大会再次发出邀请时胡宁生顺利成行。家庭出身不关键,时代真的不一样了。

  著名天文学家王大珩表示自己已经“32公岁”,要让年轻的胡宁生当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为团长的胡宁生不辱使命,他先是经过艰苦的交涉和谈判,成功地让台湾方面的受邀人员同意更名“中国台湾”,其次,他在大会上做的主题报告也引来了高度赞扬。

  回顾胡宁生的学术生涯,创新无疑是他科研生涯的灵魂。那时候,这个词并不时髦,但当时硬件和资金的匮乏自不必说,施密特望远镜只有一块玻璃毛坯是从德国买的,关键技术更是面对重重封锁,不自力更生,没有点创新的精神,怎么可能迎头赶上?

  在研制光电等高仪的过程中,有人建议用法国的仪器稍作改造,但时任设计组长的胡宁生觉得法国仪器存在很多问题,重新设计,把结构原理全都改掉,《人民日报》也给予报道。

  日本曾经对全世界各个天文台测量地球自转的仪器精度进行统计——全世界有60台大型仪器参与,测量值取平均数就是标准,谁距离标准最近就是优胜者。结果中国参加测量的3台光电等高仪在全球60台大型仪器中排名第一、第二和第四!和体育圈的世界冠军相比,这样的成就少有人知,但在学术界带来的震动是巨大的。

  新中国成立后取得了一大批重大科技进步成果,专业人士曾评出“1966年—1976年间的21项重大科技进步”,其中有人造卫星、核潜艇,还有杂交水稻、大庆油田、成昆铁路,还有一项就是光电等高仪。“那都是几十亿上百亿的大项目,我这个才花了54万。”86岁的胡宁生说起来还一脸自豪,对,老先生,你有足够的理由和资格自豪。

  (受访者时任南京天文仪器厂设计组长)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金树德

  “全江苏一共100多位代表都集中在南京上车,我们坐满了整整一个卧铺专列,开向北京。”白发苍苍的金树德回忆起四十年前的场景,目光炯炯。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的金树德留校任教,“在全党大抓农业的背景下,农业机械部采纳了戴桂蕊教授的调研建议——在吉林工业大学试办农田水力机械专业,成立排灌机械研究室。”金树德说,排灌机械研究室从它建立的时候起,就奠定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向。在南迁镇江之后,实验室研究内燃水泵为国家解决燃油短缺困难,专攻喷灌机械为国家农业节水增产,两个全国联合设计组均先后由排灌机械研究室牵头组织。

  作为当时镇江农机学院排灌机械研究室的负责人,金树德因为在全国节水灌溉研究工作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而被选为与会代表。

  “这张照片我们整整拍了三个小时。”金树德从一个红色的盒子里取出一卷泛黄的合照,这是出席全国科学大会的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与会代表的合影。近六千人的合照徐徐展开,有近两米长。“这是小平同志,这是我。”他给记者一一指出,四十年前的他,眉宇清朗、身板挺括。

  大会结束后,江苏大学前身——镇江农业机械学院立即召开平反大会,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戴桂蕊教授平反。金树德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传达了会议精神,科研工作者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春天。

  四十年来,在金树德及其团队的努力下,排灌机械研究室从研究室变成研究所再到江苏省的流体机械工程研究中心,又从省级研究中心成为国家水泵及系统工程研究中心,研发的系列水泵样机应用于南水北调、引滦入津、太湖治理、东深供水等大型水利工程。

  这四十年是实干的四十年、苦干的四十年。金树德说,从事与农业有关的科学研究,要能更多深入实际,离开办公室、离开电脑,从实际生产实践中寻找课题,生产的需要就是科研的方向,“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只有走出去才能找到更适合研究的课题。”

  (受访者系江苏大学原党委书记)

  本报记者 孙 庆 王 拓

  见习记者 王 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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