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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研发机构探索国际化路径
2018-12-05 09:33:00  来源: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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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CAR首任院长、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牛津大学教授崔占峰在揭幕仪式上讲话。

  随着牛津大学高等研究院(苏州)在11月下旬隆重入驻苏州工业园区的独墅湖科教创新区,江苏科技界的“朋友圈”又增加了一个重磅级好友。

  近年来,新型研发机构在我国呈井喷式发展,为打开从“科学”到“技术”再到“产品”的通道提供了宝贵路径,也为我国集聚国际顶尖人才、实现科技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全国的新型研发机构已达上千家,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尽管机构规模大小不一、运作模式各不相同、技术产业各有侧重,但整体来看普遍呈现国际化、实体化、资本化三大发展趋势。

  招才引智,“国际研究院”纷纷落户

  坐落在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科教创新区内的牛津大学高等研究院(苏州)(OSCAR),是牛津大学800多年来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实体法人的多学科研究、创新、技术中心,在第一阶段,12位牛津大学学者已被选为学术带头人,负责建立研究项目组,并将来到OSCAR监督研究工作,每年在苏州待上两个月时间。

  俄罗斯科学院功勋院士、莫斯科国立鲍曼技术大学的沙赫诺夫瓦季姆教授,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往来于莫斯科和南京。6月签约,7月注册备案,11月正式“落户”——由他领衔的俄罗斯顶尖高校院士团队,与当地政府和科技企业共同组建了南京华曼信息技术研究院。“我们将在智能探测和传感、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智慧医疗和健康等方面开展核心关键技术和创新系统集成研发工作,加快新型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沙赫诺夫院士说。

  “石墨烯之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安德烈海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去年带领团队组建了南京鼎腾石墨烯研究院,自持三成股份。“这是两位诺奖得主在英国以外成立的唯一一个研究院,康斯坦丁每年都会来南京两三个月,深度参与研究院的工作。”研究院董事长赖中平博士介绍。

  “新加坡国立大学先后向苏州派驻了几十位顶尖科研专家,他们带着先进的技术,结合苏州产业发展需求,全身心投入到研发和技术转化工作中。”苏州独墅湖科创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蒋卫明说。据介绍,新加坡国立大学苏州研究院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海外第一家的实体研究院,围绕“纳米材料、生物医学、能源与环保科技、先进电子器件、软件工程、农业与食品科技、人工智能”7个科研领域,已建立16个科研小组。

  近年来,江苏、广东、北京、浙江、安徽、重庆、河北等地鼓励新型研发机构的政策持续加码。光南京一地,一年多来就新增了182个新型研发机构,其中超过1/3的机构引入国际团队,包括3名诺贝尔奖得主,52名国内外院士等一批全球顶尖专家,呈现出“国际化”趋势。

  助力“科学”到“技术”的转化

  有关专家指出,国际研究院能够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理念带进来,在科研成果转化上激发出强劲实力,特别是在电子信息、半导体、新材料等国际竞争较为激烈的关键性领域,国际化显得尤为重要。

  在OSCAR揭幕仪式上,牛津大学数理学部战略研究经理马丁艾德蒙兹说:“与产业界密切合作能帮助我们识别并确定有趣的研究领域,加强我们在英国的研究工作。我们将得以开发出一系列创新技术,比如数码健康、产业环境修复,并带来现实的利益。”

  沙赫诺夫院士则认为,俄罗斯的技术研发在国际上排名靠前,核心技术有,但是产业化能力薄弱,而中国的创新土壤肥沃、产业化氛围浓厚,希望能结合双方优势将科研成果落地。

  而国际研究院的创新制度设计、新型组织架构和运作模式,也激发了科研人员转化成果的热情。以华曼信息技术研究院来说,沙赫诺夫院士团队占60%股份,当地企业占30%股份,地方政府占10%股份,完全采用企业化的运作模式。“我们的定位就是输出技术和面向市场搞研发,走的是集自主研发、孵化企业、引进人才、人才培养、开放式试验平台于一体的发展模式。”该研究院院长董戈说,虽然研究院才刚刚成立,但已利用沙赫诺夫院士带来的两项科研成果:乳腺癌多频段诊断仪和远程监控机器人,成功孵化了两家高科技企业。

  新加坡国立大学苏州研究院则已孵化高科技企业63家,帮助20名企业家申请到各级创新人才称号,并帮助6家企业获得千万级别的融资。

  不到两年时间,诺奖得主参股的鼎腾石墨烯研究院已设立四大研发中心、9间实验室,并孵化出鼎腾石墨烯照明、百杰腾等科技公司以及多项石墨烯应用产品。

  国际研究院除了带来创新技术,更重要的是能链接全球资源。华曼信息技术研究院的俄罗斯朋友圈在不断扩大,已与圣彼得堡彼得大帝理工大学、圣彼得堡信息光机大学、喀山工业大学等多所著名高校签订合作协议,获得150余项专利和项目授权。

  近年来,技术到产品的通道基本顺畅,科学到技术的转化环节则成为瓶颈,“这个环节的工作就需要我们这类研究院来做。”董戈告诉记者,“以前在高校里,很少面向社会做项目,走访调研了很多企业后发现,成果不能停留在实验室,我们需要面向市场调整自己的定位。比如语音识别,在实验室识别率很高,但是实际运用中识别率降到很低,那么,怎样在嘈杂环境中提高识别率,进行科研成果的二次开发,是我们要做的事。”

  自我造血和生存机制的成长是重点

  把实验室的成果变成大批量的产品,是高技术、高风险、在短期内可能很难见成效的工作,绝大多数科研人员无法承担其中风险,此时,政府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南京不但是一个美丽的古都,还是一个创新城市,对国际间的技术转移有很多优惠政策和条件。”沙赫诺夫院士说。据了解,华曼信息技术研究院落户南京,地方政府给予了连续3年资金、科研和办公用房、人才公寓等政策支持。

  蒋卫明则认为,苏州独墅湖科创区除了优惠政策,还“一站式”提供投融资、项目申报、企业认定、知识产权等服务,打通了政府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

  而政府支持也并非“无条件”。“我们承诺每年引进1个院士和5个高端人才、孵化企业5-10家,此外还有专利、产值、税收等方面的要求。”董戈说,他认为,依靠政府输血的平台活不好、活不长,研究院的最终目标是自给自足。

  对于国际研究院的发展,蒋卫明有更多的感悟,他提出以下一些建议:

  国际研究院应解决先进技术与园区新兴产业发展的有效衔接问题。国外的科研和创业团队对中国的转化制度和体系缺乏了解,对产业环境和技术人才诉求还需要熟悉,如何做到先进技术的快速有效转化,需要从国际研究院设立之初就充分调研,找到结合点。

  政策补贴都是阶段性的,国际研究院应研究自我造血和生存机制,了解自身的核心业务和价值,利用本部的特色优势制定出落地研究院的发展路径,扬长避短,错位发展,形成自有的可持续发展的生存之路。

  建议国际研究院与国内各高校、科研院所和研究院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相互之间取长补贴,在体制机制、科研、人才、师资等各方面进行资源互通,平台共享,协同发展,使国际化融入到研究院的日常运作和管理中。

  本报记者 蔡姝雯 孙 庆

标签:研究院;牛津大学;oscar
责编:王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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