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3月20日公布新发现6座祭祀坑以来，三星堆遗址考古持续上新。首次发现圆口方尊、首次发现青铜顶尊人像、首次发现3000多年前保存近乎完美的木匣子……多个原来没有在我国西部出土过的文物类型和种类在三星堆考古现场发现并提取，让考古专家们兴奋不已。已出土文物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创造性，充分展现了古蜀文明的灿烂与辉煌。
此次出土的圆口方尊与中原文化和长江流域其他地区出土的青铜尊特征相似，玉琮及铜器纹饰能在中原地区找到祖型，这实证了古代四川盆地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原地区的频繁交流，对研究和探寻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长江文化具有重大意义。目前，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正如火如荼推进，惊世文物正不断出土。
1、丝绸或是古文字的物质载体
今年3月20日以来，继此前在三星堆4号坑的灰烬层中首次提取出丝蛋白后，考古工作者又通过检测1号坑至6号坑提取的逾百个样本，在2号坑和6号坑中再次发现纺织物的遗痕。样本提取自坑内土层或出土文物表面，包括青铜人头像、兽面具、铜眼泡、青铜尊、鱼形铜箔片等带有织物组织结构的器物。
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丝绸朽化后的残留物，并且在样土检测中多次发现丝绸蛋白，表明距今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王国，已经开始使用丝绸。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书记、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周旸介绍，三星堆是四川首次发现“丝”的地方，且发现于祭祀坑，与之前在其他地区遗址、墓葬的发现不同。遗址代表现实中的生活场景，现在找到的丝绸残留物存在于高层面的祭祀坑，代表这是天地人神相互沟通的一个地方，说明了丝的功能提升到了精神层面。
专家介绍，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丝为桑蚕丝，与汪沟遗址相同。蚕即天虫，沟通天地，启迪生死。中国丝绸或许诞生在早期天人合一的文化背景下。
值得一提的是，1号坑和2号坑的发掘时间早至1986年。时隔35年之久，还能从2号坑出土器物上检测出纺织物的遗痕是十分惊喜的。周旸说：“在2号坑的16件文物中，有40%发现了纺织物遗痕，这得益于青铜器上的铜离子对纺织品起到了保护作用。”
“青铜器为丝织品保留提供了条件，比如说锈蚀物有一种抑菌的情况，或者锈可以沿着丝织物的组织结构生长，与青铜器形成一个整体。”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馆员郭建波说。
目前三星堆并没有发现任何文字符号，但专家在1、2、4号坑中都发现了大量的朱砂。目前还无法判断这些朱砂是作为装饰品随意抛洒到坑里的，还是作为书写材料写在坑中丝织品上的。据专家推测，这些文字或符号或许附着、书写在漆器、木器、丝绸等上。也就是说，丝绸或是古文字的物质载体。
在这次的检索中，周旸团队不仅沿用了形貌和免疫学分析，还引入了同位素分析的新方法，让证据更有信服力。周旸认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朱砂可能是书写材料，随着科技发展，各项检测结果愈发精确，我们的目标是在三星堆寻找到文字的痕迹。”
2、象牙有望揭示古蜀文明交流情况
5月28日，在7号坑发掘现场，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黎海超非常兴奋。黎海超带领学生经过几个月发掘，终于发掘到达器物层。黎海超团队用竹签一点点地在1米长、0.6米宽、10厘米深的长方形解剖坑里，将露出的10根可分辨个体的象牙从周边的泥土清理出来。
黎海超介绍，这个过程必须非常细致，因为整根象牙附近，还有不少被烧过的象牙碎片。他们小心地收集这些碎片，以便后期进行实验室分析。
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介绍，每个祭祀坑的状况不尽相同。3号坑的象牙与大量青铜器叠压在一起，有的甚至染上蓝绿色的铜锈，即使过了数千年也能感受到庄重盛大的远古祭祀氛围；4号坑的象牙被烧得比较厉害，表面呈深黑色；5号坑出土的象牙尽管比较残破，但肉眼可见表面有精美纹饰；6号坑目前还未发现象牙；7号坑和8号坑的象牙刚刚暴露。
冉宏林说，新发现的几个坑加上1986年的两个坑，一共已经提取211根象牙。其中，3号坑已提取约60根象牙，最长的象牙1.5米，是目前为止提取象牙最多的祭祀坑。
新出土的象牙主要由无机矿物成分和有机纤维蛋白组成。其中，无机物赋予象牙硬度和刚度，纤维蛋白则赋予象牙弹性和韧性。在几千年的埋藏过程中，象牙中起黏结作用的蛋白质已降解殆尽。
荆州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方北松说：“目前已提取超过百根象牙，象牙的加固保护研究正在进行中。这些象牙埋藏在地下的过程中，它的一些有机质成分慢慢降解，就会变得比较松散，而且里面保存有水分。如果出土时不处理的话，很容易就碎了。”
经过多轮专家论证，最终确定先将象牙和周围的器物和泥土分离，然后对象牙进行加固，保持其整体性，最后从祭祀坑里提取象牙。目前，发掘现场已将金沙遗址象牙提取和保护的经验运用到三星堆的象牙保护当中。
怎样将象牙从坑内提取出来，只是保护象牙工作的一部分。象牙出土后的保存与保护一直是世界考古界的一个难题，采取有效的象牙保护措施至关重要。方北松说：“象牙在室内长期保存的问题，借助高科技和新的材料手段是有希望解决的。针对三星堆象牙开展后续的室内保护，我们计划成立文物保护实验室。”
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中，象牙是非常重要的文化遗存。此次对三星堆出土的象牙利用高科技手段来进行保护和研究，有望勾勒出当时成都平原的气候环境，揭示出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和中原等地的复杂联系。
3、青铜顶尊人像或能还原祭祀场景
5月28日晚，国家文物局对外公布三星堆最新出土的又一件国宝级文物青铜顶尊人像后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该件青铜顶尊人像在3号祭祀坑内出土，文物跪姿、著绣花短裙、双手叉指合拢、头像大眼咧嘴，其表情夸张、神态虔诚的奇特造型，堪称中国商代青铜器艺术精品。
这种将人与尊组合为一体的大型青铜艺术品在中国与世界均属首次发现。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本次出土的青铜顶尊人像有1.15米高，该文物对于研究三星堆宗教信仰、三星堆和商王朝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器物。”
之所以将青铜顶尊人像文物称为重要，是由于三星堆遗址此前出土的文物大多是青铜人像、青铜面具、黄金面具以及青铜树一类，从未出现过类似器物。
“这件器物的文化内涵、文化信息非常丰富。”王巍说，从正面看，下面的跪姿人像有四根手指，还有一根藏在后面的手空心握着。仔细看，手指上的指甲盖也非常形象。但究竟握着什么东西呢？有人说是象牙、玉琮等，虽然目前无从考证，但王巍认为应该是一个重要的物品。不过手握物品的姿势是当时三星堆时期祭祀时很常见的一个姿势。
王巍认为：“从青铜顶尊人像的姿势来看，显然是在祭祀中或者是正供奉神灵的一个姿势。其次，头顶的尊，是商王朝系统青铜器的铜尊，尊上附有几条龙的纹饰，这个可以凸显它的地位非常高。把商王朝系统的青铜器，装饰有龙纹，顶在头上，让我们想到一个词，叫‘顶礼膜拜’，是一个非常崇高的祭祀行为。”
三星堆的信仰体系非常特殊，虽然从中原下游的商王朝继承了一些文化，但是三星堆这个地方究竟怎么进行祭祀？祭祀场景是怎样的？这些青铜器有怎样的作用？王巍认为，或许可以从这件青铜顶尊人像中找到线索。
除青铜顶尊人像首次出现外，此次三星堆还首次在我国西部地区发现青铜圆口方尊。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朱亚蓉说：“圆口方尊器物的首次出土，更体现了三星堆文化的吸收性和创造性。”
从此件圆口方尊的铸造技术上看，应该是从中原地区传到三星堆的。该件圆口方尊较中原文化已出土的尊相比，在文物形状、铸造技术和文物内涵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传承，这充分证明了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联系。圆口方尊的独特性也再度增加了三星堆遗址的价值，对研究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长江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4、惊世文物体现三星堆的开放性
一直以来，社会各界对三星堆形状怪异且造型精美的各类型文物感到无比的神奇和震撼，对这些天马行空的文物艺术造型背后蕴藏的文化充满了好奇：到底他们是从何处来？什么样的工具制作出了这些精美的器物？
“三星堆遗址的文化遗存首先以地域特征为主，并深深烙上了其他地区的文化印记，这体现了三星堆文化的开放性、吸附性及吸纳能力。”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介绍，无论是青铜器的器形，还是纹饰，尤其是其铸造技术范铸法，这都来源于商文化。除此以外，三星堆文化也受到了齐家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影响。
雷雨介绍，在三星堆遗址中，从年代早晚来看，首先，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对三星堆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是以夏时期二里头文化因素为代表。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玉戈、玉璋以及其他器物等不断出现是其佐证。
“三星堆出土的玉琮包括齐家琮和良渚琮，在遥远的古代，这样的文化交流从西北地区和长江下游辗转来到了川西地区，这说明古蜀人也曾与长江流域多个地区进行了文化交流。”雷雨介绍，在安徽、湖北、湖南、重庆东部、陕西南部，几乎整个长江流域均出土了“南方系青铜器”，三星堆也不例外。
三星堆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具体表现，在世界青铜文化中也独树一帜。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三星堆遗址既是一种宝藏，也是一种资源。它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需要我们不断去研究和开发利用。
在朱亚蓉看来，人与自然、人与宗教的关系是古蜀人理解世界的角度，古蜀人将情感寄托和生活期许都融入了文物，这有利于世界在三星堆遗址找到共鸣。
近年来，三星堆博物馆一直致力于用多种方式让文物“活”起来。朱亚蓉介绍，接下来，三星堆博物馆将从公众美学艺术角度出发，以欣赏文物造型之美、研究文物历史为拓宽窗口，开展更多元的呈现方式和更多的跨界合作，为社会公众开发出各种类型的文化宣传，从而实现文物保护和利用并举。
“对三星堆遗址的研究，高度影响着博物馆的陈列高度。目前考古专家们正在对祭祀方法、祭祀礼仪制度、祭祀礼仪器型、器物原料来源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这将为以后的新场馆建设和展览策划提供最权威的解释。”朱亚蓉说，三星堆遗址将联合金沙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待祭祀坑发掘工作告一段落后，申遗工作将会全面展开。
